国人与玉的情怀

地球上到处都是石头。每个文明都曾经历过石器时代。世界各地的石头文化也都很发达。但是到了新石器时代,在中国的土地上,渐次出现了以玉为代表的石制礼器。从那时候开始,中国的石文化与其他文明的石文化产生了差异,并最终确立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属性。


  在大量接触、利用、加工、处理石头的流水线上,我们的先人面临一个难题:如果石头过于柔软,方便加工,却不耐磨损,不能够长时间使用;如果石头过于坚硬,耐磨损,可以长时间使用,加工却异常困难。在面临选择时,大部分人倾向于一个折中方案,即选择硬度适中,不过于坚硬,相对符合使用目的、耐磨损的石头进行加工。也就是说,过于坚硬的石头会被淘汰。但是,社会分工的进程中,对更为坚硬的石头的加工,非但没有消失,反而渐渐突显出来。我们的先人发现,这种需要花费更多人力和物力成本加工出来的物品,本身就蕴含与花费相等量的价值,并且作为这种价值的形式载体,可以做等量的价值交换。随后,这种交换逐渐演变为大家彼此认同的一个观念——对类似石器的占有,等于对生产力的占有。于是加工类似石器的意义就被改变了:其使用价值开始逐步降低,甚至消失,没有实用价值的付出,反而开辟出一个可以接纳更多其他意义的空间。


  除去坚硬、细腻、耐打磨的特性,那些多彩、温润、有特殊肌理图案的美石,也在大量加工石器的过程中被挑选出来,并且渐渐成为制作礼器的专门材料。这就是玉。美石被称为玉的时候,并不如同现在是某种石头的特指,而是符合以上特征的、产自当地的、所有美石的代表。玉的地位得到确立,完全是因为其自身的多重特性——这些特性让我们的先人深信,玉是可以容纳信仰、权力、财富、审美,甚至天地的最佳代表。在中国辽宁红山、浙江良渚、四川金沙等众多的文化遗存中,都出土有高品质的玉制礼器。它们如万花筒一般,折射出当时社会生活的各种信息。


  被制成礼器的玉,既承接于礼,也落实为器。先民赋予一些代表性器物以特定的性质,比如神圣性,器物也由此获得了自身的意义,并仿佛是其内在属性一般,反过来支配着人们对待器物的态度——尽管这种属性是人赋予器物,再经过圣人制定繁杂的礼制之后,又被器物所吸纳的。由此,从个人修为到“治国平天下”,以及仁义道德等伦理规范,都可以依附于具体的器物而存在。我们的先人让“藏礼于玉”就此成为可能。


  “藏礼于玉”,再加上采玉的艰险和采玉环境的神秘莫测,不但让玉价格高昂,而且披上了信仰的外衣。在汉代,出产玉的地方已经被认为是有仙人居住了。昆仑山神话、西王母信仰、玉葬、食玉、大量玉雕的仙山仙人、园林里的海上三山等,都与此有莫大的关系。中国历史上玉文化的巅峰时刻就此到来。即使随后赶上了“礼崩乐坏”,玉不再成为权力的象征,“藏礼于玉”也可以迅速为“藏信仰于玉”“藏财富于玉”,直到为“藏情感于玉”所替代。以后2000年的历史也以事实说明,玉的意义空间不降反升。中国人更加喜欢玉。


  玉在中国文化中再也回不到自然淳朴的本原。从美石在石头中被选择出来,到地方玉在美石中异彩纷呈,最后是和田玉从所有玉中脱颖而出。然后,以和田玉为代表的玉,反过来代替所有的石头,以及它们背后的自然、历史、文化、政治。这一脉络几乎涵盖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。玉的影响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,甚至中国人的血液中,成为中国文化基因的一部分。


  礼的发展,让玉和类玉的石头,得到中国人特别的青睐。《管子》《荀子》《礼记》《说文》等,都提到玉有各种美好的德行。除了讲到玉的一些自然属性,这些文字实际是在强调,一个高尚的人与玉之间拥有共同的文化内涵。在孔子“君子比德于玉”思想的感召下,这些被祖先喜爱的石头,不仅被赋予神秘色彩,也在历史的不断演进中,生成丰厚的审美属性。


  首先是中国人喜欢像玉一样的人。我们很容易找到一些以玉来比喻和形容人的词,比如“文质彬彬,然后君子”“玉树临风”“亭亭玉立”“宁可玉碎,不能瓦全”等,它们都在深层次上证明石之美者与中国人的紧密联系。然后是中国人喜欢像那些最高尚的人一样的石头。从喜欢玉,到喜欢像玉一样的人,再到喜欢像那些最高尚的人一样的石头,这三个递进关系,仿佛在昭示中国石文化的历史真相——即,在保留石头那些优秀的自然属性的前提下,中国人喜欢像自己一样的石头。


  那些像玉一样的人,必定被礼所包裹。中庸、混沌、温良、内敛是玉的气质,也被后来推崇玉的儒家所看重。许多权力都依附在儒家理论上,成为中国以后社会发展的基础。由像玉一样的人组成的社会,必定如玉一般,超常稳定、坚固与平和。还有那些可以刻在石头上,也刻在我们大脑里的“金科玉律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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